1966年9月2日到12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关于“批评日前的道路”的研讨会，会议主席比利时批评家乔治·布莱做了发言，题目是《认同批评》。他认为，“新的批评（我不说新批评）首先是一种参与的批评，更进一步说，是一种认同批评。没有两个意识的遇合，就没有真正的批评”。
两个意识，一个是作者（作品）的意识，一个是读者（批评）的意识。阅读是作品的意识的继续和深入，作者往往不能通过作品把他的思想和感情完全地传达出来，他需要读者的体验来继续深化，赋予作品以可能的清晰和完整。读者意识，首先是读者意识到他手中的书并非一个如缝纫机、花瓶一般的物，不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存在，而是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一连串有生命的符号。这些符号有一个有生命的主体，读者可以感这主体之所感，想这主体之所想。语言的介入使作为读者的我变成非我，另一个我，即阅读主体。阅读主体把他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意识对象，与创作主体形成一种包容或同一的关系。因此，“阅读恰恰是一种让出位置的方式，不仅仅让位于一大堆语词、形象和陌生的观念，而且还让位于它们所由产生并受其荫护的那个来源本身”。在这个过程中，阅读主体并未完全丧失自我，仍在继续其自身的意识活动，它与创作主体共用一个“相毗连的意识”。是谓认同。
认同，乔治·布莱又称为“主体间的等值”，即：“作者和批评者在一首诗上的全部真实的关系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主体间的现象，他们之间所交流的东西，不是一种等同，而是一种等值。”这就是说，批评者与作品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这后一个主体正是作品后面的作者，批评者在作品中寻找的始终是作者的精神活动，即所谓“我思”（Cogito）。所谓“两个意识的遇合”，就是批评意识和创作意识的遇合，为了实现这种遇合，前者须“破我”、“忘我”，直至将“我”借与他人。这正是清人仇兆鳌所说：“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概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在这样的批评家面前，作品不再是纯粹的认识对象了，而是成为两个意识相互沟通的某种中介。批评家与作家，仿佛一对有情人，双方不是互相征服或占有，如取物焉；而是互相吸引，互相融汇，所谓默契。从创作和批评的全过程看，就是诗人观物，有所动于中，将其思想和感情化为作品，传达给另外一些人，如读者和批评家，批评家则须澄怀息虑，洞开心房以纳之，再现或继续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如此则创作和批评构成一个首尾相接的循环。
然而，说批评是两个主体间的行为，已经是新的批评的一大开拓性的成就，但是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它没有说两个意识在什么地方相遇。那么，它们在什么地方相遇呢？在作品之中。乔治·布莱说，“从主体经由客体到主体”，“批评家的任务是使自己从一个与客体有关系的主体转移到其自身上被把握、摆脱了任何客观现实的同一个主体。”当然，批评家并非重复作者，而是不自觉地调动自家的回忆和想象，直到“直接地把握一个没有对象的主体性”。因此，这种批评家在体验了作者的精神活动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进行阐释的批评家和进行创造的作家具有同等的主体地位，其作品常常具有浓厚的哲学意蕴，正应着中国的一句古话：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
认同批评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批评对象必须是一部值得批评的作品。在这样的前提下，批评家的首要素质，就是要谦虚，虚怀若谷才能有所容纳：就是要懂得钦佩和欣赏，钦佩和欣赏别人的思想和感情。这种谦虚能够摆脱非仰视即俯视的姿势，对作家（作品）取如切如琢的朋友的态度。这种钦佩和欣赏并非盲目的崇拜，也不是大而无当的恭维，更不是甜得发腻的溢美之辞，它是“一种被感情支撑、照亮，甚至引导的认识”，其力量和根源存在于“一种与纯粹感觉相混同的内在经验之中。”在阅读中，谦虚、钦佩和欣赏导致参与，参与导致同情和认同。正如乔治·布莱指出的：“理解一位小说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哲学家，就是首先把另一个人感受并传达给我们的经验，其次把他们的传达能够在我们身上相继引起或唤起的类似经验与把这些经验牢记在心的当今我们的自我联系起来。”没有谦虚、钦佩和欣赏，就没有批评，有的只是攻讦。
攻讦不是批评，其所以不是批评，乃是因为它否定了批评是一种主体间的行为，把作家（作品）仅仅当作讨之伐之的纯粹客体，当作刀俎之间的鱼肉。李健吾先生说：“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匿，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脏了弄湿了彼此的作品。”这就是攻讦。近来颇有人主张“酷评”，并且有人力行之，我看这与攻讦相近。
认同，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
